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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越探源

2016-05-18 10:01:34 本站原創 江朝棟 【字體: 點擊數:

江朝棟

   
    近年來,關于“干越”成了余干人的熱門話題。或許是出于對先祖的崇敬與追念,或出于對家鄉的熱愛,他們提出了不少問題,希望有人給予解釋。一日,幾位老友來訪,非要我談談看法……

一、我們的始祖是何種族?

根據古代文獻和古史傳說,早在4000多年前,我國古代部落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三苗三大集團。華夏族是由黃帝姬姓部落和炎帝姜姓部落聯合而成的大部落聯盟,是華夏族最早的基礎,主要活動在黃河中游地區。東夷族據說出自太皋,是以太皋、少皋兩大部落為主的部落聯盟,主要活動在山東、河南、安徽及東部沿海地區。三苗據說出自顓頊,是我國南方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原始氏族部落。

 

干越探源
 

三苗又叫苗或苗蠻、有苗。《呂氏春秋·召類篇》稱之為“南蠻”。三苗之名緣自何由?《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后有人說,蚩尤是三苗的酋長,三苗,就是現代的所謂苗族。史學大師呂思勉認為此說不當,在其《中國史》中說:“三苗是古代的一個國名,不是種族之名。他的民族喚作”。“這一族人君主雖是蚩尤,人民卻是九黎”。從“黎”到“九黎”,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如驩兜系黃帝之后裔,丹朱系堯帝之后,他們都是在率部加入“九黎”后才改為黎姓的,可見“九黎”原先并非全為黎族。所以高誘在《戰國策·秦策》中注曰:“蚩尤,九黎民之君。”郭沫若先生認為三苗的三,九黎的九,都代表多數,可以理解為許多錯綜復雜的部落。

關于三苗人活動地區最具體的記載是《戰國策·魏策》引吳起的話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即是說,三苗人是鄱陽湖、洞庭湖地區的原始住民,并與當地其它種族的土著人相融合,而成為我們有史跡可尋的最早的先祖(黎民)。撫州地區至今還存在大量以“黎”命名的地名,如:黎墟、黎川、黎灘河等,體現了當地人的“九黎”情結。 

二、我們的祖先什么時候又成了“越人”?

堯舜時期,中原華夏集團已經步入了文明的門檻,三苗集團也形成了國家的雛形。如《通典》云:“岳州(今湖南省岳陽縣),古蒼梧之野,亦三苗國之地……”《讀史方輿記》云:“南距五嶺,北界重湖,內撫蠻,外控嶺粵,古三苗之地”。可見三苗人活動范圍之廣。三強對峙,互不相讓,各集團之間經常發生戰爭,先秦期間即多有“舜伐三苗”的記載。到夏禹時,對三苗的征伐異常殘酷,“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于民”(見《國語·周語下》,似乎要一舉殲滅。彭適凡先生在《吳城文化族屬考辨》中寫道:“禹征三苗后,史籍上‘三苗’名稱不見了,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際,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號稱“越”的民族開始興盛起來”。“越”,最初是一個文化名稱,是華夏人對使用“有段石錛”的人們共同的稱呼。有段石錛是類似鏟的工具,是在斧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說文解字·戊部》說“戊,斧也”。殷代甲骨文中的“戊”為象形字,形體較多,如干越探源等,就象把斧綁在木棍上,用以砍伐草木、翻土,或作為對付敵人和野獸的砍殺武器。古時“戊”即 “越”,意謂拿著斧邊砍邊走也。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越人是用“鉞”的民族。朱俊明先生在《古越族起源及與其他民族的融合》中說:“卜辭中不乏記與越人有關之戰事。如‘囗貞,戊不其來’、‘囗貞,戊不其獲羌’、‘己巳卜,囗貞:囗方弗允囗戊’,故知戊”亦用作族名。而越人在殷商時代已很活躍,越的形成在早于殷商的夏代無疑”。
 

干越探源
 

須要明白的是:有段石錛與印紋陶是我們的祖先發明的獨具特色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今已成為判別越人和越人活動區域的標志性器物。最令我們驕傲的是,萬年仙人洞遺址發現了距今約2萬年的陶片,被譽為“天下第一陶”,我們的祖先理所當然地屬于越族人。《竹書紀年》載:“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雖然此“九江”當時在安徽壽縣,但它包括今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這更具體地證明了鄱陽湖地區西周初期已是越人的活動區域。

越族的種類很多,并非都是三苗人后裔。《漢書·地理志》臣瓚說:“自交址(今越南北部)至會稽(今浙江紹興),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性”。如《會稽志》曰:“少康(前2015年),其少子號于越,越國之稱始于此”,少康屬夏禹之后。又如《吳太伯世家》曰:“太伯之奔荊蠻者,自號句吳。荊蠻之義,從而歸者千余家,立為吳太伯”。吳與越都是以東南土著人為主而與南遷的華夏人融合的民族。

三、“干越”之名緣自何由?

在我讀到的有關資料中,比較可信的答案有兩種:

一是認為“干越”族也許是因其住“干欄”而得名。林蔚文在《從武夷山懸棺探討越族文化》中說:“貴溪仙巖懸棺蓋呈屋頂狀,在埋葬中又使用了草拌泥填地和木板封門,這些跡象都與營建房屋有密切關系。它反映了此時武夷山區的越人已經慣于棲處巢居”。劉美松教授在《干越續論》中寫道:“這里流行著干欄式建筑。清江營盤里遺址曾出土一件陶屋模型,屋頂形狀長脊短檐。貴溪墓葬中發現兩副屋脊形木棺,其中最大的一副木棺,底部有三對橋形矮足支撐,蓋頂作懸山式,中間起脊,兩側平斜,頗似南方越族地區盛行的‘干欄’式建筑。其主要特點是屋頂‘長脊短檐’,有樓房。張華《博物志》記載:‘南越巢居,北塑穴居’。所謂‘巢居’,就是以竹、木在山中搭成屋架,‘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豢牛豕’(見《嶺外代答》卷四)。這種干欄式建筑的流行,和南方越族地區濕熱多雨,又以豐富的竹木為構屋材料有關。今壯族(駱越故地)語支稱居住的村峒曰‘干’,稱房屋為‘干欄’,也許古代的‘干越’族是因其居住‘干欄’式的樓房建筑這一特點而得名的。”

 

干越探源
 

二是認為“干越”族因居住在水邊而得名。本地學者王和陽同志在《余干考略》中說:“這干越的‘干’是什么意思呢?從當時(情況)看,越在一帶定居后,古余干地區就逐漸出現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原始居民點,他們聚居的特征因地而異,但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依山傍水’。這樣既便于種植、漁獵,又便于彼此之間的交往。因此,在境內大河沿岸相繼出現了一批聚落,其中最大的要數干,即今天的 余干鎮,因其居于大河下游的水涯處而稱為干。在古典上的‘干’釋為‘水涯’或‘大水之旁’等。如《詩經·魏風》里有‘寘之河之干兮’。《易經·漸卦》有‘鴻漸于干’等。干位于水陸交通要沖,是百越出入中原地區的咽喉,又是這一帶越人的活動中心,因此,商周時期居住在這一帶的越族人自稱為‘干越’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四、有人提出“干、越融合論”,與史實相符嗎?

提出“干人南遷與越人融合為干越”的代表人物是何光岳同志。他在《干越的來源和遷徙》中說:“干人是黃帝的后裔,后遷徙徐州、周代中葉以后又遷臨淮,復遷邗(楊州)。前659年吳滅干,從此干人一分為二,一支遷到蘇南融入吳人;另一支遷皖南、江西,與當地越人結合,還有越章人,揚越人,融合為干越人”。

 

干越探源

干越探源
武夷山懸棺
 

對此,劉美崧教授在《三論干越》中作了令人信服的批駁,認為何光岳“將音義偶然相近的地名相比附,作為干人(族)南遷的依據,不足取。并以確鑿的史實證明,當時“江西境內不存在所謂的“越章人”。尤其荒唐的是,何認定“吳滅干之后(即前659年以后)干人才南遷進入江西境內,與當地越人融合成干越族”。可是他列舉的干越人的生活特征,如住干欄,卻是丹陽、吳江、清江等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木樁和陶屋模型。劉教授還明確指出:“至于干人,當時既未南遷,在山東、江蘇居住,”“其時,干人既未遷入江西,并未與當地越人融合為干越,在年代上與吳滅干(前659年)、干人南遷相距六、七百年……”
 

干越探源

干越探源
龍虎山懸棺

彭適凡先生在《論武夷山地區懸棺葬制的族屬》中也說:“在吳滅干前……不論吳都姑蘇抑或彭蠡以東的余干地帶都有越人,而且是干越人活動的足跡,這可從此一廣闊地域的考古學遺存和發現,得到啟示和證實。”

史學泰斗郭沫若先生在《吳王壽夢之戈》中說:“大抵原來的邗國之滅,可能在春秋之前,至遲亦當在春秋初年。”劉美崧教授在《干越續論》中也多處提到“干越滅亡于吳的時間約在春秋初期以前”。與郭老的看法是一致的。

五、有人說,“余干在歷史上不存在‘干越國’。”反駁者說:“這是頭頂太陽說黑話。”誰是誰非?

我曾在網上發表拙作,題曰《余干是干越國統治中心》,列舉了干越山、干越墓、干越葛絺、干越侯、干越劍、干越亭、干越渡、干越寺、干越八景、《干越志》、干越城、干越路、干越詩等例證,證明了她的存在。拙作發表前,我還曾呈送史學界一位老前輩(老教授為避爭訟,不愿透露姓名)審閱。他說:“這一系列例證,你之前無人提出,也難以提出,這是你們地方學者的優勢。外地持不同觀點的學者不知情,怎會相信?我認為這些例證很有價值,尤其是干越山……

明嘉靖版《懷玉山志》曰:“懷玉山古稱干越山”。《懷玉山圖序》曰:“去縣(玉山)一百四十里,趾信(州)而跨饒(州),盤亙三百余里,高四百丈”。今之有關文章的介紹更為具體,她北入皖境,南握閩山,東連浙轄仙霞嶺,西向則蜿蜒于玉山、德興、婺源、廣豐、上饒、橫峰、弋陽、樂平、萬年、余干、余江等縣市之間,呈東北西南走向,長三百余里,穿越了贛東北大地。按1983年前上饒地區行政版圖計,約占總面積70%左右。北宋大文學家王安石判定,在陸機(261—313年)之前干越山即已立名于此(見《玉山縣地名志》),可謂是干越故地名副其實的如山鐵證。

清同治版《余干縣志》、《饒州府志》載:“族湖亭,在(余干)洪崖鄉西湖口。楚負芻(前265223年)時,東南洪水為民患,睢浩奏祭江神……時有老翁曰:‘若祭,當就湖之祖’。問之,曰:‘干越西湖口’。遂作亭致祭”(注1)。據此,我們可以確認,早在戰國時期,余干即有“干越”之稱,此稱應該是干越國所遺。

考古學家彭適凡在《論揚越、干越和于越族對中國青銅文化的杰出貢獻》中說:“筆者曾從皖南、蘇南和浙北、贛東北部分地區較廣泛分布著無壙穴土墩墓以及幾何印紋陶等諸種文化因素相同或相近等特征分析,作過如下推論:“商周時期,贛東北和蘇南、浙北及皖南地區是自成一個文化系統,同屬于一個古代族系的文化。這個族系,應該就是古代的干越。”

著名史學家劉美崧、朱維干、陳元煦、黃現璠等,都曾在各自的論著中指出,“干越國的統治中心在贛東北的余干一帶”、“七閩與干越為鄰”、“閩越西北有干越”。其論也有證,其判也足據,更兼有上述諸例為憑,夫復何疑!

六、“干越”究竟得名于何時?有無憑證?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筆者遍翻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均未查出其確切時間,現在我們只能借助考古成果試論之。

1973年和1978年崇安縣武夷山觀音巖和白巖先后出土了兩具船棺,隨葬遺物有竹、木器和絲、麻、棉紡織品等。1979年秋冬,在貴溪縣仙巖發掘了崖墓13座,發現棺木37具,出土了竹木器、陶、瓷、玉、絲、麻紡織品、紡織工具、樂器等文物220余件。

從現有的考古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上看,一般認為這兩地的崖墓都應是活躍在武夷山地區越族中的一個分支的越人遺留下來的歷史遺址(參見林蔚文先生《從武夷山懸棺葬探討越族文化》)。因為它們所反映出來的埋葬習俗、生活習俗、生產制品工藝等文化現象有著很多的相似與聯系,要點有三:

1、崇安白巖與貴溪仙巖的葬式都是將棺木置于距地(水)面30-50米高的天然崖洞之中。這種相似,反映了它們之間在埋葬禮制上有著繼承沿襲的共同思想意識。

2、兩地棺木所取之材都是楠木,做作方法也相同,都是取兩大圓木中間刳空,上下套合,形狀雖異,遺風猶存。這種做作方法與四川、湖南、廣西等地的懸棺頗為不同,表現出武夷山地區的懸棺獨具的特色。

3、從兩地懸棺的制作及絲、麻、棉紡織水平等方面看,貴溪崖墓的出土物,明顯是在崇安崖墓墓主們的生產基礎上發展提高起來的。

林忠干、梅華全兩位學者在分析了崇安、貴溪等地的懸棺葬之后也認為:“承襲關系、埋葬習俗和社會生活習俗的驚人相似,意味著他們是淵源于百越中的一個部落”(見《武夷山懸棺葬年代與族屬探討》。盡管該文認為武夷山懸棺的主人是“閩濮”人,但文中又說,武夷山大王峰升真洞遺址出土的硬陶上的席紋、弦紋、細方格紋、云雷紋與江西吳城出土的相同;釉陶豆的風格與安徽屯溪出土的西周釉陶豆相似。而2011718日大江網載文曾明確指出“干國的大致地域”,吳城與屯溪及建陽以北的武夷山區都包括在干越國范圍之內。它的又一證據是,同治版《廣信府志·上饒》載:“秦置余干縣,有葛興、葛陽、晉興等壤。葛陽即上饒縣地。建安間,孫權升鄱陽為郡,析余干置葛陽縣,隸之。上饒有縣自此始”。又據《三國志·孫權傳》載:“十年(232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今福建南平市建陽區)(注2)。可見建陽以北的崇安等地在公元232年之前,一直屬干越故地。

劉玉堂先生也在《論屯溪西周墓葬的族屬》中清晰地論證了屯溪西周墓葬的主人是干越族,屯溪一帶為干越故地”(劉美崧語)。

考古學家許智范在《從貴溪崖墓文物看越族文化》一文中寫道:“關于貴溪崖墓主人的族屬,有同志認為是于越,更多的同志認為是干越,‘于越’乃‘干越’之誤”。江西省博物館的《江西貴溪崖墓發掘簡報》認為“干越”的立論依據有三:(1)《大明一統志》:貴溪(原余干轄地)“本越之西境,為越之余地,漢置余汗縣”。(2)《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越人欲變,必先田余干界中”。(3)《太平御覽》州郡部引韋昭《漢書》注:“干越,今余汗(干)縣之別名”。

據《文物》(19785期、19806期)載:經碳14測定,崇安觀音巖、白巖崖洞墓出土的兩具懸棺,分別距今約3840年和3445年。如前文所說,既然貴溪,崇安的墓主們“淵源于百越中的一個部落”,崇安崖洞墓主亦應是干越族。若此推論能夠成立的話,干越族的起源當在距今3840年左右的夏代帝扃時期。這個推斷,與彭適凡先生說的“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際,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號稱‘越’的民族開始興盛起來”在時間上也是大致相符的。

朋友們又驚又喜;“依你高論,今上饒市、鷹潭市、武夷山市,正是3800多年前干越史的發端地。同時亦可知,余干建縣前還有1600余年文明史”。

我說:“見笑了。我完全是為興趣所驅使,不知深淺,膽大妄論,希望朋友們多多指教”。

 

                                                                                                                                                                                             2016年元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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